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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超峰）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U18组预赛，12日在日照结束最后一轮的争夺，进入全运会该组决赛圈八强的队伍全部产生，分别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四川、北京、陕西。河南青年女足以一胜一平两负的战绩名列小组第四，没有拿到全运会的决赛门票。决赛阶段比赛将于7月5日至14日在陕西进行。 本次全运会预选赛日照赛区比赛共有5支球队参加，山东女足在4场比赛中全部取胜，进15球且不丢一球，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门票。河南队在本次比赛中，除了大胜实力最弱的海南队之外，先后负于福建和山东，逼平辽宁。

“冰立方”场馆运行团队紧张备战 昨天早上9点一上班，刘辉在办公室烧了一壶开水，可当他开完两个工作会议，有时间坐下泡茶时，这壶水早已凉透。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壶、轮椅冰壶比赛场地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场馆运行秘书长，刘辉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为了做好冬奥会筹办工作，我们整个团队都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2019年12月，场馆运行团队入驻“冰立方”，过去一年多，他们经历了早期孵化阶段和计划阶段，完成了场馆空间与流线设计、人员物资计划和运营计划编制等工作，目前正式进入运行测试阶段。即将在今年4月举行的测试活动，是团队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根据计划，届时全国各省市冰壶队伍将在“冰立方”崭新的冰面之上竞技。 不过，由于疫情原因，准备这场测试活动并不容易，“国际奥委会拥有一套极其成熟的奥运会和冬奥会办赛时间表，以往筹备冬奥会，只要按照这个时间表，一项一项地完成各个‘里程碑’就可以，就像‘打卡’一样。但疫情让我们只能摸索出一套适应特殊时期的测试活动安排和时间表。”刘辉解释说，比如正常情况下，一支队伍往来赛场只需要一辆中巴车即可，但防疫需要保证社交距离，因此就很可能需要为他们安排大巴车通勤；再比如场地设计流线上，要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并保证热身区和冰壶手柄“一队一消杀”等。此外，还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方案安排来京参赛运动员和裁判员进行隔离观察。刘辉说：“这些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我们要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拿出一套细致的、能确保安全办赛的方案。” 记者昨天在“冰立方”场馆运行团队办公区看到，为了这场即将来到的“考试”，43名工作人员和7名志愿者都在忙碌着，他们有的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思考如何在保证办赛质量、测试效果的前提下简化办赛，减少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感染风险；还有的认真研究疫情之下其他体育赛事的办赛经验，寻找可借鉴之处。刘辉对记者坦言，目前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不确定性，“因为疫情，外国运动员很难来参赛，但如果到时候条件不允许，可能部分省市的队伍也无法来参赛，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多手准备。” 除准备测试活动外，其他筹备工作也需要按时推进。在“冰立方”场馆运行团队办公区，记者看到一本3厘米厚的“OB手册（场馆设施设计手册）”，刘辉介绍说，这本手册的1.0版本于2018年3月完成，目前已经更新至5.0版本，“冬奥会开幕时，应该要更新到7.0版的最终版本，要细化到每一个房间都是供谁使用，有几个桌椅、网线和电线怎么安装等。”刘辉告诉记者，相比其他体育赛事，奥运会、冬奥会的举办目标不仅在于场上的比赛，还肩负着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在这方面，每一个场馆就是重要的载体，“我们要在竞赛场馆里，把比赛和其他愿景都完成，比赛是核心，同时也要超越体育，因此场馆的筹备工作也涉及到形象景观、体育展示、颁奖典礼等文化内容，以及市场、赞助商服务、特许经营等社会经济发展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本报记者赵晓松/文饶强/摄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题：国足新主帅卡纳瓦罗“一肩双挑”的考验 新华社记者岳东兴公兵 虽然卡纳瓦罗的执教履历还无法匹配球员生涯的辉煌，但如中国足协所说，从技战术风格与前主帅里皮的一脉相承、以及中超执教多年对中国球员的熟悉程度看，这位前“世界足球先生”是现阶段国足新任主教练的最佳人选之一。 不过，展望即将开赛的“中国杯”以及卡塔尔世界杯的新周期，这位目前还兼任着广州恒大主帅的意大利人“一肩双挑”，面临不小考验。 中国杯“首秀”就是硬仗 没有官方发布会，国足新主帅上任的消息也没有突出展示，而是在15日晚间、也就是集训已开始的同天，放在了足协“关于国家男子足球集训队组队的通知”中。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或许有两点：足协想在尽可能小的外部影响下埋头实干、推进国家队各项工作；卡纳瓦罗或将通过试用期的考验。 接下来，在带队集训五天后，卡纳瓦罗将率领正在“更新换代”的国足，在21日迎战“中国杯”首个对手泰国队——那是中国队在年初亚洲杯上艰难击败的对手。之后，国足将面对世界强队乌拉圭或是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国际足联15日在官网表示：“中国队新主帅卡纳瓦罗首个考验就是中国杯赛”。 从以往该赛事和国际比赛日的友谊赛来看，中国队往往难以踢出默契和全部技战术水准，使得过程和结果不尽如人意。这预示着卡纳瓦罗的首秀和“以老带新”的新国足将在南宁迎来挑战。 俱乐部和国足主帅能否长期兼任？ 足球作为全世界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使得俱乐部职业联赛已成为每年竞赛日程的主流。而国家队赛事仅在洲际大赛和世界杯的举办年，才有短暂几个月关注度。 基于此，国家队主帅大多时间都只是联赛看台上的考察者，他们只能在短期集训和大赛任务中，选拔出其中表现优秀的球员，并在国家队进行战术强化。而球员的技术能力等细节，从成长轨迹来看，到了国家队阶段大都已经定型，还是主要在青训体系和职业联赛中磨炼。 由此看，现阶段还兼任广州恒大主帅的卡纳瓦罗，如果长期“一肩双挑”，在联赛期需要考察其他俱乐部的国脚时，精力上能否兼顾是个考验。而且，从足球强国发展看，俱乐部和国家队主帅由一人兼任还是比较罕见的。这预示未来不排除卡纳瓦罗或将卸任一个身份的可能。 当然，从磨合国足来看，目前有8名国脚入选此次集训的广州恒大，已堪称“准国足”。由同一个主帅带队，或许将能使国脚们在中超和亚冠赛场通过磨炼，提高默契度。从短期要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出线权看，这或许是一次基于现状的大胆尝试。但从长远看，在代表国家队成绩的竞技体育，和中超竞赛表演业所代表的体育产业间，还是要有符合规律的综合谋划和协同发展。 毕竟，从亚洲杯止步八强所反映出的共识看，国足现阶段主要问题不是外教水平不够，而是青训基础薄弱带来的“青黄不接”、以及中超联赛的技战术水准在深化职业化改革中暂时的落后。这需要遵循《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去逐步解决和提升。因此，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固然重要，但职业联赛来之不易的进步和发展前景，同样需要管理者在整体谋划和久久为功上的智慧和定力。

1978年大年初三，跑步爱好者郭光辉第一次站在从天安门广场起跑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起点，这项群众赛事吸引了1000多名由工厂和学校推选的代表参加，秋衣、裤衩、棉帽、手套还有网球鞋是他记忆中参赛者的装备。尽管这项比赛历史上最长距离仅为25公里，但当时也“鲜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情况”。 40年后，同样从天安门广场起跑的北京马拉松，要穿越42.195公里的北京街道抵达奥运地标“鸟巢”。报名人数突破11万，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名选手走上赛道。创新低的中签率让跑友调侃：“摇号难，北马和京牌有一拼了。” 因与城市的基础建设、交通、旅游、住宿、赛道景观、运动设施等方面有密切关系，马拉松运动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全面展现城市建设成果，也映照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老百姓在体育世界里从“看客”到“践行者”的转变。 马拉松的春天 1978年4月2日，“亚洲长跑王子”张国伟从大理白族自治州体校进入云南省田径队，他是我国首个在亚洲获得男子万米和5000米冠军的运动员。 1982年，张国伟赴新德里参加亚运会。那个年代，只有最好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出国参赛。张国伟不负众望，夺得1金1银。 这届亚运会，中国夺得61枚金牌，首度超越雄霸亚运会多年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并且从此成为亚洲体育第一强国；两年后，中国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令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直到2008年，中国力压美国登上奥运金牌榜榜首后，全国上下关于金牌的执念似乎瞬间得到疏解，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人们开始关注自身与体育的关系。 2011年，体育赛事推广人运艳桥通过参赛报名的变化观察到跑步市场“有动静”，“从没人报名到几天就满额了”。他放弃国企“铁饭碗”，从山东坐火车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跑步的人让他看到希望，“2008年在这儿还能肆意奔跑，现在根本没法儿全速跑，哪儿都是跑步的人”。那时的季节正如他想推广的路跑赛事一样，“正是春天”。 “早期参与路跑的更多是有闲不一定有钱的人。”2010年开始接触马拉松赛事的胡颖记得，当时参赛最积极的多是老年人组成的长跑协会，而现在成为核心跑者的“三高”人群，那时刚开始尝试10公里或半程马拉松，“到了2013年，包括企业高管及外籍跑者在内的这一群体逐渐成熟，从而影响、带动了一批人加入路跑”。 “三高人群”在《2015年中国跑步人群调查研究报告》中显示为“高学历、高职位、高资产”，这是“跑步坚持3个月以上、频率每周两次及以上、过去年内完成过全程马拉松及以上项目”的核心跑者呈现出的特征。 这一年，响应体育改革的中国田协宣布全面取消马拉松赛事审批手续，简化准入程序。赛事数量进入“井喷”阶段。《2017中国马拉松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各类规模马拉松赛事场次达到1102场，而2011年注册仅为22场，7年间赛事总量翻了50倍。2017年参赛规模达498万人次，比2016年的280万增长了77.9%。 为“科学”“健康”而奔跑 上世纪80年代，张国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破5000米和万米全国纪录。如今，看台下的招待所已变成运动商店、餐厅或酒吧，外圈已铺上塑胶跑道，聚集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和时尚的年轻人。当年零星散着几个小卖部的一片低矮平房，如今成为潮流地标三里屯，处在最显著位置的商店里，人们挑选着运动装备。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出现过一次跑步潮，随后两三年，就出现了一次大的科技创新潮。”国内知名企业家毛大庆热衷马拉松，他把这种“巧合”视为社会思想变迁的结果，“随着社会开始去物质化，重视精神，尊崇内心的人越来越多，跑步潮与创业潮有相互刺激的作用”。 挑战自我、装备、社交……马拉松成为时尚运动不乏原因。但人们未意识到，他们跟风加入的是一项极限运动。 成立长跑俱乐部、普及跑步知识，长跑名将孙英杰认为，在跑步人群扩大的同时，追求个人最好成绩、炫耀装备、随地乱扔垃圾的现象也逐渐增多，“马拉松要培养的是人们追求健康、战胜自我的价值观，如果欲望太强就容易跑偏”。 像一组高速转动的齿轮，马拉松赛事在不适应节奏的磨合期，被卷进“尿红墙”“严重雾霾”“跑者猝死”等标签漫天的困局中，但其在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及城市品牌打造的成效，强推着政策护航、企业创新、跑者自律，使马拉松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的“科学”“健康”属性逐渐清晰。 张国伟表示，“科学”的变化早已在专业队显现，“耐力项目特殊照顾，一个月发两公斤白糖”。40年前，糖水相当于现在的运动饮料；曾因携带不便，他跑35公里都不能补水，但现在补水的时机、水量都有科学指导。